“十五五
”规划纲要 ，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 。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到科技自立自强
，从区域协调到民生保障，从绿色转型到国家安全——这份沉甸甸的规划 ，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“起飞爬升”的关键使命
。

规划开篇
，即提出推动“十五五 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项“必须遵循的原则
”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坚持人民至上 ，坚持高质量发展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
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。这六句话 ，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
，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七十余年实践智慧的凝练，是贯穿“十五五”规划始终的底层逻辑 。

这六项原则 ，从价值取向 、实践路径到安全底线
，层层递进
、环环相扣，共同规定了“十五五 ”规划的根本遵循——它回答的是：为谁发展？怎样发展？如何行稳致远？

透过这六句话 ，我们才能读懂“十五五
”规划的骨架与灵魂
。

一、是什么规定了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底层逻辑

任何一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
，都不是零散政策的简单拼凑，而是由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与根本准则搭建起的完整体系。所谓“底层逻辑 ” ，就是规划编制与实施全过程中不可动摇的根本准则
，是统领所有具体任务的“总钥匙
”，决定着规划的政治方向 、价值底色与实践路径 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的特殊之处在于 ，它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从“跑道滑行 ”向“起飞爬升
”的历史性跨越。在这样的关键节点，规划的底层逻辑决定了这架飞机能否顺利离地
、能否准时抵达2035年的目标高度
。

那么
，是什么规定了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底层逻辑？它由三重深刻统一的内在逻辑共同规定，最终凝练为开篇明确的六项原则。

一是现代化规律与中国特色有机统一的逻辑 。

现代化有共同规律——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 、制度创新是必经之路
。但中国式现代化又有自己的特色——“并联式 ”赶超、人口规模巨大
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。六项原则中 ，“坚持高质量发展”体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；“坚持党的领导
”“坚持人民至上”体现中国特色 。二者的统一
，让规划既遵循普遍逻辑，又扎根特殊国情
。

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统一的逻辑。

“坚持人民至上 ”是价值理性 ，回答“为了谁
”；“坚持高质量发展”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”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
”是工具理性
，回答“怎么办” 。党的领导既是价值理性，又是工具理性
。六项原则将二者熔铸于一体 ，让规划既有明确的价值导向
，又有科学的实践路径。

三是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有机统一的逻辑 。

从历史看，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与现代化七十余年探索 ，规定了规划必须坚持党的领导、以人民为中心
，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 、全面深化改革
。

从时代看，我们正处在人类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
、中国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两大转折交汇点。这两大转折 ，决定了规划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主线，必须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动力源泉——因为新质生产力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；必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制度保障——因为数字时代的创新需要市场活力
，也需要政府引导；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底线保障——因为技术越发展，风险越复杂 ，越需要守住安全底线 。

六项原则正是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的交汇点
，让“十五五 ”规划既有历史厚度，又有时代高度。

三重统一 ，层层递进；六项原则
，各归其位
。理解了这三重统一与六项原则的对应关系，就能读懂六项原则何以成为贯穿“十五五
”规划始终的“总钥匙”——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文 ，而是藏在规划背后的历史必然、时代必然 、制度必然。

二
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

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框架中
，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”位列六项原则之首 。这不仅是政治宣示，更是三重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——它是现代化规定与中国特色统一的集中体现 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典范
，是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统一的根基
。

从价值理性看，党的领导解决了“为了谁
”的根本问题。

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，首先是政治领导、思想领导 、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 。立党为公
、执政为民，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
。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。这种价值取向
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西方“以资本为中心”的老路，不能放任技术异化、资本垄断 ，而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。

正是这种价值立场
，让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”与“坚持人民至上”成为一体两面：坚持党的领导，才能保证用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 ，才能使现代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
。没有党的领导
，人民至上的价值就可能在实践中走偏；不以人民为中心，党的领导就会失去灵魂。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，让现代化始终沿着“为了人民
”的方向前进 。

这是历史的结论
，也是逻辑的必然
。社会主义的本质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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；而党的领导
，正是实现这一本质的政治保障。将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”置于六项原则之首，就是要保证规划始终有鲜明的价值导向 。

从工具理性看 ，党的领导解决了“怎么干 ”的实践问题。

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“并联式
”的赶超进程，要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
。这种独特的现代化路径
，决定了必须有一个能够总揽全局 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。没有这个核心，现代化就会在多重矛盾中失去方向 ，在利益博弈中陷入内耗 。

党的全面领导
，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
。它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
、协调局部与整体、平衡效率与公平，把14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 ，形成“全国一盘棋”的强大合力。从脱贫攻坚到科技攻关
，从区域协调到重大工程建设，每一次重大战略的成功实施 ，都印证了党的领导作为“工具理性 ”的强大效能 。

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
，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
。

西方政党往往陷入“价值理性
”与“工具理性”的撕裂——竞选时高喊价值口号，执政时却难以兑现承诺。中国共产党则不同：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指明方向 ，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支撑 。二者相互成就 、辩证统一
。

在“十五五 ”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中
，这种统一体现得尤为充分。规划的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规划的实施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 。前者是价值理性 ，后者是工具理性
。二者缺一不可，共同构成了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
”的完整内涵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
，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，而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“定盘星”——它既锚定“以人民为中心 ”的价值航向 ，又发挥“总揽全局、协调各方
”的制度效能
，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中行稳致远 。

三
、坚持人民至上：从“中国之治”到“人类文明新形态 ”

在六项原则中，“坚持人民至上”与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
”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。如果说党的领导解决的是“谁来驾驶”的问题 ，那么人民至上回答的则是“为谁飞行 ”的根本方向
。

依靠人民：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

人民至上
，首先是“依靠人民
”。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，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，紧紧依靠人民
，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。

规划明确强调，要“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，紧紧依靠人民”
。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——不是少数人的事业
，而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。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。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，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和贫困群众的共同努力
，才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；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，正是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 ，才让广袤乡村焕发新的生机
。人民群众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受益者
，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、贡献者。

为了人民：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

人民至上，落脚点是“为了人民 ” 。发展的最终目的 ，是人民的幸福
。

规划强调
，要“维护人民根本利益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，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
，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，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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 ，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
”。这正是人民至上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化——让人民在发展中看到变化
、得到实惠、感受到温度 。

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“投资于人”的战略部署
，每一项民生改善的成果，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
。“十五五 ”规划将“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
”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，把高质量充分就业 、居民收入增长
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民生指标作为硬任务。这既是发展的承诺，更是为了人民的生动体现 。

从“中国之治”到“人类文明新形态 ”：人民至上的世界意义

人民至上不仅是“中国之治
”的核心理念
，更正在成为“人类文明新形态”的价值坐标。当技术加速迭代挑战人的主体性，当发展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张力 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
，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
。

这种探索的意义在于：它证明发展可以既有效率又有温度，证明技术进步可以服务于人而不是异化人。人民至上 ，正在从中国的治理经验
，升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引领 。

在“十五五 ”起飞的关键时期，人民至上既是规划的底色 ，也是前行的方向
。它告诉我们：无论技术如何演进
，发展的目的始终是人；无论动能如何转换，创新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。这 ，正是“坚持人民至上”的深刻意涵——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
，始终沿着人民期待的方向破浪前行 。

四、坚持高质量发展：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必然

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内容，贯穿于新发展阶段的全过程 、各领域
。在六项原则中 ，“坚持高质量发展
”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。它向上承接“党的领导”与“人民至上 ”的价值坐标，向下指向“全面深化改革
”与“有效市场
、有为政府”的实践路径
，是连接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的枢纽 。

从生产力维度看，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跃迁的时代要求
。

生产力的发展 ，从来不是匀速的
，而是由量变积累到质变跃迁的过程。传统工业化生产力，依靠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 ，边际效益递减是铁律 。新质生产力则不同——它以创新为驱动
，以质优为关键，本质是先进生产力
。它的出现 ，意味着人类正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
，意味着发展动力正从“要素驱动 ”转向“创新驱动
”。

如果说“十四五”是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期、点状突破期，那么“十五五 ”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成长期 、系统集成期 。因此 ，“十五五
”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窗口
，也是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的历史机遇。

规划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主线，正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深刻回应
。没有高质量发展 ，新质生产力就缺乏落地的载体；没有生产力跃迁，中国式现代化就缺少持久的动能。

从生产关系维度看
，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革 。

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，上层建筑同样需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
。新质生产力的生成
，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匹配。这种适应，不是修修补补 ，而是系统重构 。

规划提出
，要“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培育新动能 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
，做优增量
、盘活存量”
。这正是对生产力跃迁的制度回应。扩大内需，是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市场空间；供给侧改革 ，是为新质生产力扫清制度障碍；培育新动能
，是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源头活水 。

没有全面深化改革，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就无法充分释放；没有制度创新 ，生产力跃迁的成果就难以巩固
。这正是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联系——前者是目标，后者是路径；前者是方向
，后者是动力。

从价值维度看，高质量发展是“以人民为中心 ”的物质基础 。

高质量发展 ，最终要落实到人民福祉上
。规划强调
，要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
”。质的提升，是为了让发展更可持续、更有后劲；量的增长 ，是为了让人民在发展中得到实惠 。二者缺一不可
，共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内涵。

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“投资于人”的战略部署，每一项民生改善的背后 ，都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
。没有高质量发展
，人民至上的价值就会落空；没有生产力跃迁，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。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在六项原则中的独特定位——它不是孤立的原则 ，而是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。

在“十五五 ”起飞的关键时期
，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命题，也是实践路径
。它告诉我们：唯有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 ，才能实现从“量”到“质
”的历史性跨越；唯有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，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。这
，正是“坚持高质量发展”的深刻意涵——让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力跃迁中行稳致远 。

五 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：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实践

在六项原则中，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”与“坚持高质量发展
”构成互为支撑的逻辑闭环
。高质量发展是目标指向 ，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。

从历史唯物主义看
，改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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。

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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
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
，与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，就必须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；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 ，与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
，就必须通过调整上层建筑来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。二者相互关联
、层层递进，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 。

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 ，就是这一原理的生动实践
。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
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将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”作为六项原则之一 ，正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：唯有不断改革，才能让生产关系始终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
，让上层建筑始终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。

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看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。

当前 ，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的历史性转折点上
。新质生产力的出现
，不仅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，更要求上层建筑随之调整。规划提出 ，要“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
，推进深层次改革，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、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
” 。这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中国化运用——让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 ，让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经济基础
。

没有全面深化改革
，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就无法充分释放；没有制度创新，生产力跃迁的成果就难以巩固。这正是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”的时代必然 。

从“十五五 ”规划看 ，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实践路径
。

“十五五
”规划将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”列为主要目标之一。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到国资国企改革
，从财税体制改革到科技体制改革，每一项改革都指向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。这些改革既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 ，也有对上层建筑的完善，二者协同推进
、系统集成
。

改革的深度
，决定发展的后劲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；国资国企改革 ，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；科技体制改革
，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。这些改革相互支撑，共同构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合力
。

从历史实践看 ，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。

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照搬西方模式
，而是立足国情、自主探索的现代化 。这种探索的动力，正是来自于不断深化的改革。从“摸着石头过河 ”到“加强顶层设计
” ，从“单项突破”到“系统集成 ”
，改革的逻辑在实践中不断深化
。

“十五五”时期，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。它不再是特定领域的局部突破 ，而是系统集成的整体推进；不再是应对危机的被动调整
，而是着眼长远的主动谋划 。这正是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
”的深刻意涵——让改革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持久 、最根本的动力源泉
。

在“十五五”起飞的关键时期，唯有改革 ，才能让生产关系始终与生产力发展同频共振，让上层建筑始终与经济基础动态适应；唯有改革
，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创新中行稳致远。这，正是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”的深刻意涵 。

六
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：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

在六项原则中 ，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
”与“坚持全面深化改革”共同构成实践路径的“双引擎 ”
。如果说改革解决的是“怎么变
”的问题
，那么市场与政府的结合解决的就是“怎么稳”的问题——既要激发活力，又要保持秩序；既要效率优先 ，又要兼顾公平。

从理论逻辑看
，这是对西方经济学“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 ”的超越 。

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陷入“政府干预
”与“市场自由”的二元对立
。实践中，这种对立导致周期性的政策摇摆——经济危机时政府出手 ，稍有复苏就要求“去管制 ”。

中国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
，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。规划明确提出，要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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
，构建统一、开放 、竞争
、有序的市场体系，建设法治经济、信用经济 ，打造市场化 、法治化
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，形成既‘放得活’又‘管得好’的经济秩序
”
。这正是中国经验的精髓——让市场的“决定性作用”与政府的“更好作用 ”有机结合
，而非相互替代。

从实践逻辑看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 。

改革开放以来 ，我们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
，开启了释放巨大经济活力的历史进程。但市场不是万能的——信息不对称、外部性 、垄断、周期波动等问题，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
。

从宏观调控到产业政策 ，从市场监管到公共服务
，政府始终在发挥着“有为”的作用。这种“有为
”不是包办代替，而是为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
、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、为民生守住底线 。正是这种“市场有效+政府有为”的组合 ，让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
。

从“十五五 ”规划看
，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。

“十五五
”时期，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引擎 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，既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
，也需要政府在战略规划 、基础研究
、人才培养、制度供给等方面的有为引导
。没有市场，创新就缺乏动力；没有政府 ，创新就缺乏方向。

规划从多个维度体现了这一结合：在市场方面，强调“构建统一 、开放
、竞争、有序的市场体系”；在政府方面
，强调“建设法治经济 、信用经济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” 。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
、协同发力 ，共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
。

从世界意义看
，这是中国为人类现代化贡献的治理智慧。

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主导世界，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：资本垄断、两极分化 、社会撕裂 。当西方陷入“政府失灵
”与“市场失灵”的双重困境时 ，中国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
。

这种探索的意义在于：它证明政府与市场可以不是“零和博弈 ”
，而是“正和共生
”；它证明效率和公平可以兼得，而不是非此即彼；它证明“放得活”与“管得好 ”可以有机统一。中国经验正在告诉世界：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路 ，治理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。

“十五五
”时期
，中国将继续深化这一探索。让市场更有效，让政府更有为 ，让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统一——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
，更是中国为人类现代化贡献的治理智慧
。

在“十五五”起飞的关键时期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 ，既是中国发展的“双引擎 ”，也是中国贡献的“新范式”。这
，正是“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
”的深刻意涵 。

七
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：起飞关键期的“压舱石”

在六项原则中，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”与其他五项原则有着本质不同
。它不是具体的实践路径 ，而是贯穿所有原则的底线保障；它不直接回答“怎么发展
”
，而是回答“怎么守住”。

从理论逻辑看，发展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。

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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
。没有发展
，安全就缺乏物质支撑；没有安全，发展就可能中断。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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关系 。规划将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”列为六项原则之一
，正是对这一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
。

“十五五
”时期，中国式现代化进入“起飞爬升”的关键阶段。新旧动能正在切换 ，内外部挑战交织叠加 。这个阶段最怕什么？一是动力不足
，无法离地；二是方向错误，南辕北辙
。但还有第三怕——安全失守 ，前功尽弃。这正是“统筹发展和安全 ”之所以成为“压舱石
”的深层逻辑 。

从历史实践看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。

回顾世界现代化历程
，许多国家在起飞阶段因安全失守而陷入困境：有的因外部冲突打断发展进程，有的因内部动荡消耗发展成果 ，有的因风险失控积累系统性危机
。这些教训反复证明：发展越快
，越要守住安全底线。

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，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始终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。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
，从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，安全始终是发展的“压舱石”
。

从“十五五 ”规划看 ，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。

“十五五
”规划将“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”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。这不仅是目标
，更是底线
。规划强调，要“强化底线思维 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
，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”。

从粮食安全到能源安全 ，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金融安全，从网络安全到生态安全——安全的内涵在不断拓展
，安全的要求在不断升级 。在数字智能时代，风险更加复杂 、更加隐蔽、更具传导性
。没有安全 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可能被外部冲击打断；没有安全
，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就可能因风险爆发而流失。

从时代特征看，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数字智能时代的必然要求 。

当前 ，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智能文明的历史性转折点上
。技术加速迭代
，风险同步升级。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算法歧视
、平台垄断、就业冲击，网络空间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 ，关键基础设施可能遭受的物理攻击和网络攻击——这些风险
，都是过去未曾遇到的新挑战 。

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就是要在这两大转折的交汇点上 ，既抓住发展的机遇
，又守住安全的底线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，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
。

在“十五五”起飞的关键时期 ，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底线思维，也是战略定力。它告诉我们：发展是硬道理
，安全是硬底线；没有安全的发展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；没有发展的安全 ，是没有根基的安全 。这
，正是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
”的深刻意涵——让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在风浪中行稳致远
。

八 、六项原则，何以“定”乾坤？

从“是什么规定了‘十五五’规划的底层逻辑 ”到六项原则的逐一展开 ，我们走过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
、从逻辑到实践的完整路径。现在
，六项原则的内在逻辑已经清晰呈现，它们究竟以怎样的方式“定
”乾坤？

六项原则不是随意选择的 ，而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 。

它们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文
，而是藏在“十五五 ”规划背后的历史必然、时代必然 、制度必然
。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，现代化七十余年的探索经验 ，数字智能时代的机遇挑战
，共同“规定
”了这六项原则；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，现代化规定与中国特色的统一 ，历史发展与时代特点的统一，共同“凝练”了这六项原则。正是这六项原则
，让“十五五 ”规划在起飞关键期有了清晰的底层逻辑 。

六项原则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相互支撑
、层层递进的根本遵循
。

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，人民至上是价值灵魂
，高质量发展是主题主线，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 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制度优势
，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底线要求。六者缺一不可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——价值目标定方向 ，实践路径给动力
，安全底线保长远 。它们贯穿于“十五五
”规划的全过程、各领域，决定着规划的政治方向 、价值底色
、实践路径与最终成效
。

六项原则不是抽象宣示 ，而是“十五五”规划的价值灵魂与实践遵循。

没有党的领导
，规划就会失去方向；没有人民至上，规划就会失去灵魂；没有高质量发展 ，规划就会失去根基；没有全面深化改革，规划就会失去动力；没有市场与政府的协同
，规划就会失去平衡；没有发展和安全的统筹，规划就会失去保障 。六项原则 ，正是“十五五 ”规划之所以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动纲领的深层密码。

六项原则
，何以“定
”乾坤？现在可以对全文作一个总结：

坚持党的全面领导，定的是根本——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中 ，确保“十五五”规划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
，为起飞关键期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；

坚持人民至上，定的是价值——在“依靠人民 ”与“为了人民”的统一中 ，让“十五五
”规划始终锚定人民期待的价值航向
，让起飞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；

坚持高质量发展，定的是路径——在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必然中 ，为“十五五”规划开辟从“量 ”到“质
”的历史性跨越之路
，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起飞新高度；

坚持全面深化改革，定的是动力—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 ，为“十五五”规划注入不竭动能，让起飞的引擎全速运转；

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
，定的是秩序——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中，为“十五五 ”规划构建既“放得活
”又“管得好”的经济秩序 ，让起飞的过程平稳有序；

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
，定的是底线——在风险交织的复杂环境中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“十五五 ”规划的新发展格局 ，在起飞的风浪中行稳致远
。

根本 、价值
、路径、动力 、秩序、底线——六项原则
，六“定
”乾坤，共同构成了“十五五”规划从方向到落地的完整制度逻辑。它们回答了开篇之问：是什么规定了“十五五 ”规划的底层逻辑？答案就藏在这六项原则之中 。

“十五五
”的跑道已经铺就 ，起飞的时刻就在眼前
。六项原则
，正是这架飞机的“定盘星”——它锚定航向，确保我们飞向人民期待的方向；它校准姿态 ，确保我们在风浪中行稳致远；它凝聚力量
，确保14亿多人的合力汇聚于一处。

这，正是“六项原则 ，何以‘定’乾坤 ”的最终答案 。

（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·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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郑长忠）